書評《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

王甫昌，2003，《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

台灣的四大族群的定義在台灣政治轉型的過程中，越來越清晰；四大族群成為一種政治運作過程中的分類結果。這樣的理解，乃奠基於一個社會建構下的視點；這似乎正是本書對於族群分類的出發點。作者透過歷時性的分析，分別探討台灣的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外省人等歸類的標籤所出現的時間與歷史偶然性。本書的用意在於解釋這些族群類別的劃分，而不是政治利益者、歷史學者所刻意經營建構的分類模式。這將有助於讓被分類的族群得以相互理解，不再困於政治上的分類僵局與紛爭。
本書共有兩大部分：一、西方社會中族群概念的產生、認同與新社會的關係；二、台灣四大族群分類脈絡的出現與對抗性使用的偶然性。作者希望透過檢視西方社會對於族群想像所產生的定義以理解人與人的分類方式。此種以族群的分類系統與原生的差異是否有直接之關係在本書的前半段作一討論。作者藉由西方族群概念的想像與關係引申討論台灣當代所面對的族群問題，試圖為這種因政治而生產的分類方式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
第一部份共有三節，主要的論點為「什麼是族群」、「什麼是族群認同」，並更進一步探討族群的定義、近代出現的族群分類、族群認同的功能。作者指出族群Ethnic groups出現於1950-1960年代，過往較常用來描述類似現象的名詞是race或nation。當代研究者所下的定義為：「族群是指一群因為擁有共同的來源，或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語言，而自認為，或者是被其他人認為，構成一個獨特社群的一群人」。由此可見，族群相對於其他團體的認同，最獨特之處，在於他是以強調成員之間的「共同來源」或「共同祖先」，作為區分「我群」與「他群」的標準（P 10）。此種區分往往為運動者所使用而成一種歷史下的、文化中的族群起源，用以界定「我們是誰」。
這個「我們是誰」的概念乃是因為群體與群體之間產生了衝突的對比關係，當團體之間沒有衝突產生，即使有差異存在也不會構成直接的「相對性」。而這些相對性與弱勢族群的「認知差異」、「不平等認知」、與「集體行動必要性認知」族群意識有關。透過這三階段讓人們與陌生人產生連帶關係、建立一種「類家族」的概念。這種團體感是一種建立下的「想像」結果，因此這些不同族群的想像和差異只是個人文化上的外顯不同，並不能抹去人身為人的這個事實，也更無熟高熟輕的區別。
歷史發展進程中並無清楚的人種區別，劃分人的類別是一近代的產物。從歷時性中去探究，可發現各區域以往只有將與自己具有相同體質特色、文化、語言、與習俗者，視為同類人，其他即被劃於人的定義之外。近代的分類以種族分類、民族分類與族群分類最為顯目。種族主義是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下的產物，藉由區別人種與生物，合理化管治者對於原住民的殖民統治；為達到民族的自我實現，開始出現以民族為界分的方式，此時所產生的觀念乃是為了維持社會和平，因此有了以個別民族或政治系統的主張；族群分類乃是為了平反族群與族群之間所蒙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因此以族群作為一種政治上弱勢族群抵抗優勢族群的主張。族群的意識乃是隨著時間推演出的界分結果，並且隨著時間的延展，族群之間的類屬概念也會因此而分裂或合併。
關於族群意識的解釋有兩個理路「原生連帶」及「情境論」。從原生連帶的觀點看來，群體之所以有族群意識乃因為文化成員擁有其獨特的文化，意識自己屬於這個族群。情境論對於族群就有不同的解釋，他們認為族群意識是族群成員為了適應新社會情境需要所產生的。
情境論認為族群的出現是假設過去族群曾經存在。然而，在新的社會情境中有需要，所以「舊的」認同因此被動員。這也正是當代社會動員時，往往將族群意識與族群認同依附於一個過往的認同之上。可是這種動員的認同與敵我的劃分卻是為當代的需要所來。由此可知，這些關於族群認同之內涵都屬於社會建構下的結果。作者認為個體之間的差異雖然存在，但是身在集體的社會中，與所處的社會建立起一套相互的「集體認知」，最後成為一套敵我文化差異系統。社會運動者皆會宣稱自己所代表的是一套長久以來的歷史經驗、文化經驗的累積；然而，文化與族群的關係有可能是相反的，反倒是因為有需要才在歷史中找尋可用的資源、強調細節，也就是開始強調差異。
這種族群的運動與近代的公民觀念、二次大戰後各國的同化，有著相當緊密之關係。70年代後同化的要求開始因為「族群意識覺醒」而鬆動，各國境內的少數族群開始要求國家保障平等政治經濟權利及獨特語言文化。社會運動者、群眾運動者開始找尋可以說服族群內部、外部、國家管理者的因素，並且要求國家設法保障其應有的文化地位與團體權利。明顯的，當代的族群劃分是一種認同建構，一種為了區分他者所產生的認同。
族群的認同可以突破個人有限的生命，個人因為認同而進入社會、進而將個體納入集體之中，歸屬於某一特定團體，這正是族群認同的功能之一。另一方面，族群的建構運動可被用於對抗族群之間的歧視。族群認同可以界定一個規模較大的團體以對抗「族群不平等」。過往的「成就性身分」在社會型態的轉型後已經無法滿足人類歸屬的需求，因此，族群成為一個理想的替代單位。作者在此並未提出合理的族群分類方式，但是，他重申：「族群」並不是因為有一些本質性的特質才存在。族群團體其實是被人們的族群想像所界定出來的。
本書的第一部份以西方對於族群的定義、族群的功能來理解「族群」的這一個分類是由何而來，及該如何理解。作者並且不斷的提醒，這一個族群的分類與運動者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這些運動者透過尋找過往歷史得以建構「族群意識」、「族群想像」的痕跡，並因為政治上的「族群的不平等認知」、「族群的相對剝奪感」，成功的將族群中的成員連結。
本書的第二部分將台灣四大族群分類想像作深度的理解。關於四大族群的分類並非突然出現的類別概念。作者指出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外省人都是一種位於特定歷史空間中相對性區分的概念產物。而且，每一個類屬都有明顯的對比對象。例如：「泛原住民」乃是1980年代初期原住民運動過程中，為界定出一共同壓迫者－「漢人」，才產生相對應的「泛台灣原住民」的族群想像。同樣的「外省人」、「本省人」、「客家人」也都是在政治或語言文化歷史經驗中區分時，被實踐而出的分類。
然而，上述分類系統內部卻是充滿多重的歧異性。依照台灣實際狀況的族群分，個人具備有多重的族群認同。一個被界定為「外省人」的人也可能被界定為「漢人」；一個「閩南人」同時也可能具備「本省人」及「漢人」的身分。事實上，個人的族群身分，在不同的族群的界定方式下，是多重的。如果以一個人只能擁有一個「族群身分」，這種觀點就落入「本質論」的窠臼。作者在此提醒讀者分類是難以真正區分清楚。但是，我們更應該理解台灣各族群區分是在何時、何種狀況下變得比其他分類重要、是什麼因素造成這樣的分類。
閩南人、外省人、原住民族、客家人就是90年代後陸續以對立性的政治位置相繼出現。這些相對的分類其實掩蓋族群內部大量的差異存在。例如：泛原住民分類中還有十大族群的差異、外省人也涵蓋的中國大陸各地人種的不同。這些不同的族群分野定義，實際上是非常不清。這些分類乃長時期中特定歷史、社會背景中積累出來的。
作者在此提出「現代族群分類想像」三個主要內涵：1.族群區分2.族群平等3.國家對族群的義務。這是以公民的關係來思考個人與其他文化群體的關係。「族群想像」是特定時空下民主化政治訴求的副產品。
日據時代、八○年代之前，台灣並無明確的「本省人」、「外省人」界分，民族想像一直以來為台灣主要凝聚的群體概念。七○年代後期為了對抗國民黨的「中國民族主義」，反對運動開始建構「台灣民族主義」，強調國民黨是一個壓迫台灣人民的「外來政權」，要求「台灣人」站出來。這樣的論述乃為誘發本省人對於自身處於政治劣勢的覺醒。在八○年代後期特殊的政治結構下，「本省人意識」在族群運動中逐漸升高。
這種族群不平等待遇的訴求也成為原族民族出現的關鍵因素，台灣的泛原住民族涵括十數個不同的族群。八○年代後的「原住民運動」正是建構原住民成為一個弱勢族群的主要論述策略。八三年的「高山青」及八四年的「台灣原住民族群權利促進會」所推動的原住民運動讓各部落跨越原本不同部落的差異，建立起來的「泛原住民認同」。戰後新世代原住民青年共同發現他們不利的身分，他們的成長經驗都感受到類似的不平等經歷。這種共同經驗使得「泛原住民」身分認同變得有意義。在內部的意識凝聚及當時黨外運動的推波助瀾之下，使得原住民意識形成。這股力量的出現是一種反抗壓迫的認知及集體行動的結果。
泛客家人的族群意識也是透過八○年代後期的客家文化運動而建立的群體認同。透過「還我母語」、澄清「義民廟之污名」，客家人以一種對抗閩南人之對立性位置建立出以所有客家人為集體的「泛客家人」認同想像。客家人作為一種族群分類想像正式開啟台灣多元族群想像之里程。
相較與原住民、客家人等族群名稱的出現，「外省人」這個族群在族群想像的概念發展中是一個更晚出現的分類。1949年前後將近百萬大陸人士移入台灣，他們過往的社會處境使得他們在台灣本地逐漸發展相對於本地人的「大陸人」我群意識：1.工作的同質性2.對於家國的依賴3.共同政治意識型態4.共享記憶5.逃離家園。這些因素再加上本省人的敵意，外省人逐漸發展出相對於「本省人」的群體區分感。然而，外省人並未在經濟層面享有優勢位置，許多外省人無法享受到經濟起飛的實質利益，開始產生相對剝奪感。但是，「外省人」弱勢族群意識，乃是於政治與文化往本土化發展後才逐漸成形。七○年代蔣經國先生對於本土青年的拔卓、八○年代國民黨本土勢力的競爭，開始讓第二代的外省青年明顯感受到相對剝奪感。九○年代後外省人口在比例上偏低，無法取得政治上之資源，使得這個族群成為一弱勢族群。本土文化甦醒過程中，政治上開始對於日本殖民政府的歌頌，造成外省人集體經驗被忽視，使得外省人發展出強烈的社會文化相對剝奪感。也都是凝聚外省人集體想像的主要因素。
台灣四種對比性的族群類屬，乃於不同時空狀態下產生，也是不同層次針對不同「族群」的運作。1993年因為新黨與民進黨的衝突，民進黨對新黨喊出：「中國豬滾回去」的口號，被許多外省知識份子詮釋為「本省人排斥外省人的證明」，族群之間的陰謀論更是將台灣族群緊張和不信任感推到高峰。1995年民進黨提出「大和解」、「大聯合政府」主張。並將台灣現存的各種族群分類整合起來，形成「四大族群」的說法。經歷1980年代各種尊重文化差異性的運動洗禮後，台灣漸漸能接受「多元族群並存」的現實。「四大族群」的說法不再只是族群對抗的意涵，也脫離傳統「族群意識」的思考方式。
實際上，台灣的族群緊張關係並未因此淡化。由於「國家認同」與「民族想像」的對立與爭議，在經驗上和台灣目前「族群想像」的歷史與文化內涵有高度的重疊，因此，族群想像成為最容易進行對抗「民族主義」的政治手段。民族想像衝突的另一個重要族群基礎乃在於－族群成員擔心自己的族群未來成為弱勢者，因而出現較為激進的說法，例如偏激的台灣民族主義者衍生出來的「賣台集團」正是用來指控中國民族主義想像的部分外省人。
台灣「四大族群」論述旨在追求族群之間的和諧與互相尊重的理想。然而，似乎無法完全壓制住不同族群想像間的論述對抗與衝突之現實。作者認為這樣的主要因素，與歷史的機緣巧合有關：不同的「族群想像」成為互相對抗的「民族想像」建構與論述的基礎所導致。只要台灣的「民族想像」衝突持續，族群想像的衝突也將難以避免。
最後作者指出：現代分類與族群運動的需要，決定了「過去的歷史與文化」被解讀以及被詮釋的方式，以建構成一套說明我族「目前處境」及「未來目標」的論述。他認為，建構是一套完整的族群論述而非任意捏造。運動者提出族群意識論述時並非完全被動的受制於史實的限制，而是有相當的主動性，選擇性的強調或忽略某些史實。在事實間衍生出一套關於族群的過去、當今的處境與未來的目標「完整論述」。這種論述根據「當前分類的需要」，而非過去的共同性作為論述內容的原則。最後作者進一步說明，內部必須明白關於過去歷史的爭論、現在的不滿、未來的理想族群關係期望，如此才可能打破「族群想像」衝突中的激情、看到「族群想像」的正面特質，使族群認同成為社會凝聚潛力，並成為有效的社會運動手段，以確保弱勢文化群體能享有社會正義。
作者在文章中不斷的以社會運動、族群想像、歷史巧合作為其推論的重要因素。文中見到他對於當下族群分類的想像的歷史考究，但是，作者卻忽略這個歷史乃特定時空下被篩檢、建構的紀錄。因此，採用這些已被篩檢、建構過的歷史資料，該如何正確地去斷定歷史事件的偶發或巧合呢？作者指出社會運動者放大、選用某一部份的歷史作為論述的基礎，卻忽略自己本身也是以部分的視野來選用歷史、澄清歷史，來作為辯證族群想像之間的正當性。
再者，作者以西方對於個人對於族群的想像建構，似乎隱含族群是先天性的不存在，但是作者忽略中國人千年來本就是人際取向的社會，從傳統五倫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關係中，可看出個人發展與其緊密聯繫，而這種取向與西方強調個人自由、個人參與或個人經濟活動的個人主義有其明顯差異。血親關係和人際取向雖然是不可被驗證，但往往影響著個人行為與認知。家族所扮演的中介因素就是影響個人認同及群我想像不可忽視的一環。若依照西方對於現代性概念所發展出的族群想像論述直接套用於台灣的現代化表徵生活型態，未免過於武斷，也忽略相同表面下認知系統發展的差異性。因此，台灣的族群想像雖有著如同西方的對立性位置，但是人我差異的認知、社會取徑的影響與西方工業化的歷史脈絡有所不同，這也都可能是台灣族群想像分類得以成功的重要環節。
雖然，作者在文中表示：族群認同乃「一個現代分類的需求，建立於過往之歷史文化經驗」的想像概念，這個被社會運動分子使用的狀態雖有衝突、激情，但是卻有助於確保弱勢文化群體享有社會正義。的確，這樣對於族群想像的論述建立，確實能夠協助弱勢保障自我的文化與政治上的資源。然而，作者卻忽略這些操弄族群想像的社會運動者刻意分化的狀態所造成的可能是分離主義的誕生，或是一種物種上的優勢與歧視的排他主義。
另外，我們也必須了解，族群意識的建立不一定必然與保障弱勢族群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保障弱勢族群的政治位置與實際文化經濟資源，不必然只能透過族群想像才能達成。反之，透過族群的想像，也不必然達成保障弱勢族群之遠景。這種二分的思維似乎要為社會運動者所建構出的內容，作一種正義性的辯駁。倘若過程中，運動者將原先的群體標籤為他者、或出現污名化行徑，是否也應當理解接受他們所倡導運動的正義性、正當性？這種過於美名化的狀態，可能是作者忽略討論的。
本書的確提供台灣當代族群想像一個歷時性的考究與理解的路徑。作者藉由西方族群發展的概念對台灣歷史中各族群的出現作一邏輯性的解釋，提醒眾人以更寬容的視野來理解社會運動者、以更多元的角度來包容族群的差異。本書期望以相互理解為出發，寄望大眾能以更高的視野跳脫台灣當代紛亂的族群紛爭。
參考書目：
王甫昌，2003，《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