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觸動、大大脈動、深層不動

「母親一定是女性。」在複製羊尚未發明的上個世紀，這話到也沒有任何的質疑。畢竟，雄性動物身體構造先天之限制，要能夠產生懷胎真有其困難。可是，以往大家都會有一個可笑的邏輯類推，就是：「母親一定是女性，女性一定是母親」。


如果以邏輯來說，上述的推論真的荒謬可笑。然而，這真是一個錯誤的邏輯嗎？如果是，那為何眾人都犯下這種邏輯錯誤；如果不是，那是什麼讓我們遲至今日還相信這個錯誤信息。


七月[1]，位屬亞熱帶的台灣總免不了的炎熱，試想一顆雞蛋放在午間的炙陽下，這蛋是加快的孵化？還是不知覺的熟了、還是不知覺的被蒸熟了？
一群人緩緩移動他們的腳步，由台北的邊界緩緩邁入台北舊時期的交通運輸重地：中崙[2]。人群裡頭幾個老者身影，腳步顢頇的緊追著前行者，深怕一點點的疏忽又再度被遺忘、又再度迷路於家的路。這些身影聚集的組合看來幾分不尋常，或許已經很少見到台北街頭祖孫同遊的畫面，路人不免望望這群老老幼幼。部分的人腳步不順遂的踩在八德路上，幾位坐在輪椅上的阿姨和阿伯[3]僅能憑藉那斑駁的斗笠抵擋汗水崩潰的可能。
大孩子們協助阿姨、阿公站好位置後，一下子，大大小小都默契十足的互看幾眼準備長期坐了下來。中央氣象局的報導如果沒有錯誤的話，這兩天將會在創下今夏的高溫，剛好最高溫會出現在不久後的一點半。遠遠正瞧見柏油路上的海市蜃樓，在那辨不清的實虛假象中，一群著鐵灰上衣的壯碩男子集結在路的那頭，頂著維持某種規訓正義的意識，漸漸朝向馬路端的這隅匯入。隨著孩子們吶喊的阿姨們們中斷連續呼喚，暫時喝著那幾個女孩子買來的礦泉水，長年的病痛讓這些阿姨阿伯們就像拼湊中的樂高積木，少了組不回來的幾些部分。水瓶在汗水、瓶身的水氣影響下已經一次又一次的滑落。那群鐵灰騎兵隨著夏日溫度的升高將整個小小廣場圍成一蒸籠狀樣貌。
幾個小時後，鐵騎兵高高舉起告示牌，有人一次、兩次、三次[4]的申誡或稱是一種恐嚇，那個頭頂著滿花的頭子帽下達指令準備將這群孩子和老者驅離。（他們總是有些為社會正義的難以理解之訴求，將這群無力的人群們排除在完美進步的社會之外。）騎兵的頭頭發出最後訊號，鐵騎兵開始伸展機械手臂「圍剿」這實際社會的不完美。
突然，一個身影艱困的由輪椅上奮身爬起，那微弱的身軀竟能有這樣震天的聲音「你們在幹什麼？」那個聲響凝結在37度的午後、凝結在騎兵的行動中。隨著那聲音而來的是一群阿姨、阿公的一字排開，這些騎兵突然幾分的動了他們的人心，鬆手離開了可能被震倒的這群老者及孩子們。
或許小小的聲音在不被聽見、也不被視為噪音的機制下，僅是一個可容忍的喃喃自語。阿姨、阿伯和孩子們處在這樣的高溫中也過了四十多個小時。突然，一個孩子發了狂似的跪在那石獅子前，不知是石獅子的不領情，還是夏日就該是無人性的炙熱，棚子內的一個孩子突然暈了過去。救護車快速的帶走第一個孩子後，許多孩子們紛紛壓低自己的呼吸，這時許多人的哽嚥聲硬是貫穿那小小的棚子。然而，獅子旁的溫度隨著分針一步步的前進而上升，那穿著黃衣的孩子就這樣跪著、一旁的幾個友人們已經崩潰。那眼淚和拉扯硬是要將獅子叼在口中的那黃衣孩子搶回來。孩子卻不顧一切要拿個答案，哭了，那一張張臉上掛著幾行烈日中閃亮的淚光。
沒有人能夠再忍受這樣的肉體苦痛、沒有人能夠再接受這樣的熱度下的冷漠了。L阿姨[5]，滾著她的輪椅，強迫自己把身體放了下來，那手上一隻指頭都沒有，她什麼都沒有，還是要阻止穿著黃衣服的那個孩子傻呼呼拼命和烈陽的拉扯。她是L阿姨，她用他自己的力量保護著這些沒有血親關係的孩子們。在她們居住的那個小天地，許多女性因為疾病的因素、因為某些政策，連人最基本的生育權力在40年前就都已經被剝奪了。然而，她們在這一個環境中突然又回復了母親的身份、有了母親的能力。

[1] 本故事記錄2006年7月26日至28日。樂生療養院院友前往台北市八德路國民黨黨部陳情之部分狀況。[2] 台北市中崙車站位於八德路，目前已拆除改建成商業大樓。[3] 漢生病（早期稱為痲瘋病）友在發病期間會傷及軀幹，嚴重時，醫生會採截肢作為防杜患者病情惡化。[4] 違反集會遊行法時，警方會舉牌三次再行強制驅離或逮捕之作為。[5] L阿姨化名，女子約七十歲。住進樂生療養院區近50年。

一個家庭被血統給綁在一起，建立了一個有形的家、建立了一個有形的關係、建立一個語言系統與價值。一個社會被民族給捆在一起，建立一個有形的社會、建立一個有形的家國、建立一套意識型態國家機器。建立一套陷阱，一套我們一不小心就陷入其中的結構陷阱。

對於一個未曾當過母親的女性而言，他們如何可能有機會體驗真正當母親的滋味。在此我們就必須要做一小小的提問：Dorothy Smith[1]身為一個母親，一個曾經面對生產時疼痛的母親，她認為那也正是母親們獨有天賦，也就是有了自身的經驗才能夠體認那個位置的獨特性，那「L阿姨」怎麼有能力成為一個母親呢？當年國家強迫這些漢生病友（痲瘋病）住進此院區時，就奪走阿姨們的生育機會（包含男性），她們在身體構造上已經和一般的母親不同，她們非自願性的缺殘，讓她們失去這一個選擇機制。可是，她們怎麼沒有因此喪失母親的天性呢？為何她們看到那個跪求於烈日下的孩子，她們居然是以身相護？難道她們體認到她們是那個孩子？難道她們體認到她們是一群男人？難道她們體認到她們是一群不完整的人？還是她們是一群無所事事找事做的人？

端看表面，許多人可能以一句話「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就將這一個故事帶過，部分的人士可能覺得「這些阿姨們只是手腳較快」。年輕女性看到的第一個直覺反映可能是：「女性比較細心」；媽媽媽們見到的回應：「女性比較會害怕這些孩子受傷害」。所以，阿姨們如同飛蛾撲火般的撲於烈日下那黃衣孩子身上，看來亦真的是一種母性、女性的呼喚使然。

但是，我們再次重申：這些阿姨早就失去她們寶貴的生育之可能性，她們也從未真正育養過孩子，她們怎麼會有「母性的光輝」呢？

過往，這些阿姨、阿伯們被隔離開於新莊、迴龍[2]的那個小山腰上，她們雖然無法和一般人共同生活，但是她們一直沿用著外面社會的語言、文化、及生活方式。那個看似與世隔絕的小天地，還是建立出一套微型社會，一套被以往語言系統、文化系統建立而成的半隔離社會。因此，生活在這一套語言系統下的阿姨們，不斷的實踐著外在社會給予的價值、不斷的再生產這種「女性的」、「母職的」刻板形象、及行為準則。所以，當她們看到這種有損身體、這種殘害身體行為的動作，心中的那個「母親」就適時的奔竄；腦袋中的「母親」就適時被召喚而出。我們的語言系統製造出母親、媽媽、及女性；同樣的，我們的語言系統壓迫著母親、媽媽、及女性。

Dorothy Smith提出由「自身的經驗」來作為研究的關懷與視點雖然能夠開啟女性學者作從事女性研究的正當性，實際上，這一個自身經驗下的研究及書寫卻依舊還在大語言系統中無法脫身。因為以自身經驗出發還是會陷入社會語言窠臼之中；同樣的狀態，這些阿姨她們雖然處於長時間被隔離的狀態，因為她們無能脫離這一套語言系統，因此她們還是被社會建構成該具有的「母親、女性」 特質與形象。

其實，以Dorothy Smith的「自身經驗」來解釋這個案例是不恰當的。Dorothy Smith所提的「自身經驗」的研究精神似乎較適合使用於民族誌的領域。民族誌的研究光譜中，「眾聲喧嘩」已成為其學術領域的主流精神。若由宏觀女性主義看來，自Dorothy Smith的經驗出發一定能夠激盪出更多的視角及聲音。但是，若以批判社會學的角度來看Dorothy Smith的論述卻不能讓我們理解上述的故事、更遑論如何破解這樣的一個女性困境。其實我們的語言系統已經先於我們存在於社會中運行，所以我們個人的自身經驗也深受這個語言系統的限制，縱使有個人經驗也逃不開社會建構系統的管束。（但是，Dorothy Smith提供我們見到以自身經驗描繪社會現象的多種可能性。）重要的是，我們應當特別關注我們所用的語言、日常生活中的實踐，打破其慣有價值與意識型態，解構舊有語言系統中的錯誤價值，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會正義。

[1] Dorothy Smith英國旅加拿大學者，借本文試與Dorothy Smith的Stand Point Theory對話。
[2] 樂生療養院位於台北縣新莊市迴龍，該處為台北縣南端與桃園縣北端龜山鄉相接。

文化認同與離散

幾個觀念釐清
再現實踐總是涉及了我們的說話位置、書寫位置：發言位置positions of enunciation 。 關於發聲理論：雖然我們說著自己、說著我們的經驗，然而說話的我們和我們所說的「主體」不是完全相同的。 Hall提醒我們認同並非完結，認同是一個新文化實踐再現的事實、認同是一生產，認同永遠是一個過程狀態，在這一個生產過程的內部「生產」。
關於認同
文化認同一：文化認同是一共有共享的文化、是一種「唯一真我」的集合體，他藏身於許多表面下、或是「自我」中；換句話說認同是共享一種歷史與血統，共享「自我」。
文化認同二：認同除了共同點外，另有更深刻的差異。文化認同絕非固定在某個本質化的過去，想反的文化認同是不斷演出的歷史、不斷演出的文化、必斷演出的權力支配。認同非奠基於對於過去的「恢復」，因為過去仍等待著被發現。當「認同」被發現，我們對自己的感受也就固定下來。
因此Hall認為這種「深刻的差異」才是方能理解「殖民經驗」痛苦難忘之經驗。在再現系統中黑人是被定位的、被統治的。這都是「文化權力常態化」的效果。如同Said說言優勢體制將我們（Hall牙買加,Said開羅）建構於西方知識的類目中，這些類目讓我們將我們體驗成「他者」的權力。
Hall轉述法農的表述：如果文化認同保持沈默，如此一來文化認同就會產生一群沒有精神支柱、眼神無光、失根的天使種族。這話中隱含文化認同不該是沈默狀態、不該是一成不變。文化認同有著自己的歷史、文化認同不再是簡單真實的「過往」。文化認同是我們和母親的關係，一種斷裂後的關係。
有趣的是Hall在此又提到我們藉由記憶、敘事、幻想、神話建構文化認同，且文化認同引導著我們在歷史、文化的論述中識別（縫合）自己的身份、定位自己的身份。
關於差異
以往我們透過「相似性的連續軸」、及「差異斷裂的軸」相互對話理解加勒比的認同。廢止了來自非洲的奴隸、流放政策後，亞洲次大陸的勞工又進入這一斷裂的狀態中，正是連續軸、斷裂軸最好的說明。西方對於殖民世界的干預，使得這些民族跨越差異形成一統；透過殖民世界干預切斷這些民族與過往的直接關係。當Hall回到加勒比海岸重返祖國時，正面臨一「雙重」衝擊，一種存在於連續性中的差異、一種文化及歷史面向的深刻差異，一種至關重要的差異。
上述的這種差異，無法理會返鄉者的承受意願與否，都已經銘刻於我們的文化認同中。這些來自加勒比海岸的各國返鄉人已經被奴隸制度、殖民地制度共同統一、跨越彼此差異。然而，那些歷史制度並未共同構成一個起源，那些制度使的這種狀態成為一種隱喻、翻譯。所以差異的銘刻是一種特定形式存在的；是一種具決定性的。它的複雜程度遠遠超過再現系統中的非黑及白的二元結構。
Derrida認為差異是一種延異的的狀態正如同differ延伸為法文的defer，這兩個單獨存在的單字如此的曖昧字形是一種差異，一種由差異變成的延異。差異還有一解釋，也就是差異永遠與「固定」挑戰，差異永遠未完成。如同Norris認為沒有差異就沒有再現。因此，差異總是被交錯排列交織的。
關於在場
Cesaire及Senghor提出三種再現關係：
一、非洲的在場。
二、歐洲的在場。
三、美洲的在場。

非洲的再現：是一人們被壓迫的地點。在奴隸制度下抹去聲音的地點，在日常生活中、在社區中、在社會實踐中、在一個「不得言說」、「無法言說」的在場狀態。這個深植於文化中的再現不是也不可能不具「媒介」可以擁有的，這個再現經過後殖民革命後重新被建構、被所有隱喻的符號、符徵所重新建構，一個新的精神非洲；一個以就非洲為假想的內心新非洲。這正是一種延異、一種政治上的轉喻。其實，這一個非洲正如同Said所說的是一種無法回復，但卻能協助「遠近之間的差異加以戲劇化，強化非洲的存在」。但是這些符號卻無法幫助我們回到我們的家鄉、回到我們的非洲。這是一個相徵性的旅行、迂迴的、非直接的。

歐洲的在場：歐洲永無止息的發言，非洲無法自己發言，歐洲卻說了太多。歐洲強力介入中斷了我們對於非洲的美好想像，歐洲宰制所有角色的位置及扮演，歐洲成為一個專業的描述者、強制的轉譯系統、一股外在力量。因此，歐洲的在場排除了異己、歐洲的在場將我們固定住了。歐洲的在場一方面強化整合場域中的場景；一方面瓦解其他在場證明。歐洲在場重新建構一個世界，因此這裡有一個重新組合的場域、新的拼合世界。

美洲的在場：這是一個關於領土之戰的「新世界」，這個新世界是一個樞紐－提供所有外來者進入、提供眾人撞擊。這個世界是許多連續不斷的遷徙活動發生的地方。然而，這個地方還是施行著緘默、施行著壓制。來到這裡的人被強迫忘記某些「過去」，而剩下的事物使得我們又有所「記憶」。這個美洲在場是一種多樣、混雜、差異的發韌，透過這在場，這些非牙買加裔擁有離散經驗。
這裡的離散經驗不是四處分散的經驗，而是對異質性與多樣性的承認所界定的，而是對異己的容忍、而非藐視；透過差異和混生性來定義認同的概念。離散者的認同就是這種藉由轉型及差異，不斷的生產及再生產而成的。
當代黑人電影的使命得以讓我們觀賞、辨識自己的不同部分，並且以這些感知建構我們回顧自己的「文化認同」時的那些認同點、認同位置。



家、遷徙（旅遊）、邊界

不論我們走到哪，所見所聞都及所討論的都與認同有關：個人認同、社會認同、國族認同、族群認同、女性認同－無處不認同。
既然無處不認同，也就開啟討論家的意義、位置變遷的意義、移民的意義、及離散的意義。而篇論文所關注的重心在於移民、經濟移民、難民及政治難民，從這些不同位置之關係我們將可以得知「Identity can be displaced; It can be hybrid or multiple.」
移民
一個人跨越疆界，於一塊土地上重新開始、重新再來一次，以獲得一個較好的生活，這個人必須先學習此處的語言及文化。這些人們不只要承受隔離之苦痛，這些人更得面對不友善人們的對待。
家
我們對於家的概念是什麼？什麼元素組成家？家在哪裡？家是媽媽的地方？在身處的世界中我們在家嗎？在特定的持間、特定的空間下我們安適其中那就是家之所在。奇特的又是，某一時分我竟無能區分我所立足之處。所以我們會因為佳而有所情愫、所以我們會因為家而情緒沸揚、所以我們會因為家鄉的一段旋律突然淚濕衣襟。什麼引起我們的思鄉病？Freud’s說那是一神秘的力量，一來自母體溫暖之處，一個回到生命源頭的地方。人們這般說著『愛是一思鄉病』。
其實家是什麼？
家的概念即時緊緊繫於某些認同概念：一個我們告訴自己的故事、一個別人告訴我們的故事。當一個少數族群承受外界威脅時，內部第一個反應正是：旋即繪出自己，顯示自己的範圍及外貌。有的少數信仰或價值就因而毀滅、部分則繼續於不相容的環境中努力。這樣的衝突中將會讓許多人覺得格格不入，試圖找尋回家之路、試圖找尋一點家的熟悉、試圖找回自己的根。
根是一特定的地方，家是一個地方，家是一個非固定狀態，一個處於變動的狀態。當我們的資本移動這些地方的概念就跟著資本移動，當我們的資本隨著技術與器材擴展，空間也就相對的被延展了。其實家是一個社會建構、這是一個關於權力的建構，一個與資本有所關聯的地方。
移民的遷徙
我們與自己所生長的地方有著密不分之關係，我們奠基於一空間之中如此的自然而然。對應到移民，他們必須面對語言、鄉愁、認同尋求等種種的挑戰。Lost in Translate中指出移民的三種狀態：樂園、流放、新世界。Eva於書中表述自己的成長經驗，他在移民加拿大後的語言問題、後來在一個新秩序的非地方化的空間，認同著失去傳統支撐的所處地－新世界。也正是這樣的失落、孤單空洞Eva方才意識到許多美國人為何需要精神醫師－因為認同。移民處處都有、流放能被消退，但是同時流放也可能是具創造性的。流放可以是一惱人苦事，亦可是一面貌轉型，一種資源。
流放、異客、外來者
流浪是一種痛處，不需要原因、也不需要理性。流放可能是因為貧窮、殖民、戰爭等因素，因此在形容流放狀態時有許多相對性的詞語：流放\驅逐、移送/前往、移出/移入、無所事事的流浪漢/政治迫遷的難民。
所有的移民、難民、流放者都是來自邊界：國家很少以邊界限制封閉自己；國家的邊界對於其他國家而言往往是敞開的。所有的邊界都是一交換與溝通的空間；邊界是隔離與構連的地方；邊界聯繫著穿越與跨越。
外來者的權力
以往外來者所指的是：不屬於內部的外來者；而今，外來者被定義為：這個人在其生活的所在地中並非一個具有公民身分的人。很多人在國家中並無法有合理正當的位置，這些無以為名人們被稱為外來者。這裡顯像了一非常的矛盾狀態－那些無以為家的人們試圖在這個地方建立一個家園，實際上，他們只享人的權力，他們並不享有公民權力。當然無公民權力也就不是一個完整的人。
常常有人質疑這些外來者還是對著就有的國家念念不忘，當然對於現在腳下所踩的地方也就無所助益；也有人見到外國人對於國家經濟的建樹認同其應該享有國家的治理力量。外來者其實是一種徵狀，一種精神醫學上的病徵，他顯示一種與其他人想處的徵狀。
異客與污名
所有的人工狀態都是一種天生的不對稱、二分的狀態。在這個二分法中我們可以知道第二小狀態只是第一個狀態的他者，而這個對立面的東西又是自己生產之物。這種二分是一種權力的運作練習，同時這種二分是一種偽裝。這就如同朋友及敵人的關係，他們個自站在兩端正\假、內\外。「外面的那個」指的就是「不會是裡面這個」。
異客卻不是這樣，我們無法查覺其敵、友狀態，一個無法定義的狀態。這種狀態正如同Derrida所說的延異狀態。例如：「pharmakon」是毒藥也是療程。異客他們的狀態正是如此，他們拒絕保有原有的所在地，也拒絕離開原來所在之處。這是一種未定的狀態。這是一種懸掛於兩個空間之中的狀態頑強的抵抗也固執的拒絕。
污名是一武器，一用來防禦那些不受歡迎又身分曖昧的異客們，污名的本質正在於強化未定的的差異、一種修補之外的差異、因此修正成一永久性的排它行為。因為異客們的模糊性，也就常常被建構成其他人。正因為他們無定義，也就常常被置於不歡迎狀態。這些異客與他者、外來者不同－異客並非新到來的人－異客並非初來乍到。異客們是一個流浪漢、無家狀態、也四處為家。
製造邊界
認同是一建構，一種累積社會長期決策的總和。移民標註了一個群體經驗的外在限制。他們也提供我們一個比較的視點、一不同面向角度。

文化認同與離散1018

認同與離散
幾個觀念釐清
再現實踐總是涉及了我們的說話位置、書寫位置：發言位置positions of enunciation 。 關於發聲理論：雖然我們說著自己、說著我們的經驗，然而說話的我們和我們所說的「主體」不是完全相同的。 Hall提醒我們認同並非完結，認同是一個新文化實踐再現的事實、認同是一生產，認同永遠是一個過程狀態，在這一個生產過程的內部「生產」。
關於認同
文化認同一：文化認同是一共有共享的文化、是一種「唯一真我」的集合體，他藏身於許多表面下、或是「自我」中；換句話說認同是共享一種歷史與血統，共享「自我」。
文化認同二：認同除了共同點外，另有更深刻的差異。文化認同絕非固定在某個本質化的過去，想反的文化認同是不斷演出的歷史、不斷演出的文化、必斷演出的權力支配。認同非奠基於對於過去的「恢復」，因為過去仍等待著被發現。當「認同」被發現，我們對自己的感受也就固定下來。
因此Hall認為這種「深刻的差異」才是方能理解「殖民經驗」痛苦難忘之經驗。在再現系統中黑人是被定位的、被統治的。這都是「文化權力常態化」的效果。如同Said說言優勢體制將我們（Hall牙買加,Said開羅）建構於西方知識的類目中，這些類目讓我們將我們體驗成「他者」的權力。
Hall轉述法農的表述：如果文化認同保持沈默，如此一來文化認同就會產生一群沒有精神支柱、眼神無光、失根的天使種族。這話中隱含文化認同不該是沈默狀態、不該是一成不變。文化認同有著自己的歷史、文化認同不再是簡單真實的「過往」。文化認同是我們和母親的關係，一種斷裂後的關係。
有趣的是Hall在此又提到我們藉由記憶、敘事、幻想、神話建構文化認同，且文化認同引導著我們在歷史、文化的論述中識別（縫合）自己的身份、定位自己的身份。
關於差異
以往我們透過「相似性的連續軸」、及「差異斷裂的軸」相互對話理解加勒比的認同。廢止了來自非洲的奴隸、流放政策後，亞洲次大陸的勞工又進入這一斷裂的狀態中，正是連續軸、斷裂軸最好的說明。西方對於殖民世界的干預，使得這些民族跨越差異形成一統；透過殖民世界干預切斷這些民族與過往的直接關係。當Hall回到加勒比海岸重返祖國時，正面臨一「雙重」衝擊，一種存在於連續性中的差異、一種文化及歷史面向的深刻差異，一種至關重要的差異。
上述的這種差異，無法理會返鄉者的承受意願與否，都已經銘刻於我們的文化認同中。這些來自加勒比海岸的各國返鄉人已經被奴隸制度、殖民地制度共同統一、跨越彼此差異。然而，那些歷史制度並未共同構成一個起源，那些制度使的這種狀態成為一種隱喻、翻譯。所以差異的銘刻是一種特定形式存在的；是一種具決定性的。它的複雜程度遠遠超過再現系統中的非黑及白的二元結構。
Derrida認為差異是一種延異的的狀態正如同differ延伸為法文的defer，這兩個單獨存在的單字如此的曖昧字形是一種差異，一種由差異變成的延異。差異還有一解釋，也就是差異永遠與「固定」挑戰，差異永遠未完成。如同Norris認為沒有差異就沒有再現。因此，差異總是被交錯排列交織的。
關於在場
Cesaire及Senghor提出三種再現關係：
一、非洲的在場。
二、歐洲的在場。
三、美洲的在場。

非洲的再現：是一人們被壓迫的地點。在奴隸制度下抹去聲音的地點，在日常生活中、在社區中、在社會實踐中、在一個「不得言說」、「無法言說」的在場狀態。這個深植於文化中的再現不是也不可能不具「媒介」可以擁有的，這個再現經過後殖民革命後重新被建構、被所有隱喻的符號、符徵所重新建構，一個新的精神非洲；一個以就非洲為假想的內心新非洲。這正是一種延異、一種政治上的轉喻。其實，這一個非洲正如同Said所說的是一種無法回復，但卻能協助「遠近之間的差異加以戲劇化，強化非洲的存在」。但是這些符號卻無法幫助我們回到我們的家鄉、回到我們的非洲。這是一個相徵性的旅行、迂迴的、非直接的。

歐洲的在場：歐洲永無止息的發言，非洲無法自己發言，歐洲卻說了太多。歐洲強力介入中斷了我們對於非洲的美好想像，歐洲宰制所有角色的位置及扮演，歐洲成為一個專業的描述者、強制的轉譯系統、一股外在力量。因此，歐洲的在場排除了異己、歐洲的在場將我們固定住了。歐洲的在場一方面強化整合場域中的場景；一方面瓦解其他在場證明。歐洲在場重新建構一個世界，因此這裡有一個重新組合的場域、新的拼合世界。

美洲的在場：這是一個關於領土之戰的「新世界」，這個新世界是一個樞紐－提供所有外來者進入、提供眾人撞擊。這個世界是許多連續不斷的遷徙活動發生的地方。然而，這個地方還是施行著緘默、施行著壓制。來到這裡的人被強迫忘記某些「過去」，而剩下的事物使得我們又有所「記憶」。這個美洲在場是一種多樣、混雜、差異的發韌，透過這在場，這些非牙買加裔擁有離散經驗。
這裡的離散經驗不是四處分散的經驗，而是對異質性與多樣性的承認所界定的，而是對異己的容忍、而非藐視；透過差異和混生性來定義認同的概念。離散者的認同就是這種藉由轉型及差異，不斷的生產及再生產而成的。
當代黑人電影的使命得以讓我們觀賞、辨識自己的不同部分，並且以這些感知建構我們回顧自己的「文化認同」時的那些認同點、認同位置。



家、遷徙（旅遊）、邊界

不論我們走到哪，所見所聞都及所討論的都與認同有關：個人認同、社會認同、國族認同、族群認同、女性認同－無處不認同。
既然無處不認同，也就開啟討論家的意義、位置變遷的意義、移民的意義、及離散的意義。而篇論文所關注的重心在於移民、經濟移民、難民及政治難民，從這些不同位置之關係我們將可以得知「Identity can be displaced; It can be hybrid or multiple.」
移民
一個人跨越疆界，於一塊土地上重新開始、重新再來一次，以獲得一個較好的生活，這個人必須先學習此處的語言及文化。這些人們不只要承受隔離之苦痛，這些人更得面對不友善人們的對待。
家
我們對於家的概念是什麼？什麼元素組成家？家在哪裡？家是媽媽的地方？在身處的世界中我們在家嗎？在特定的持間、特定的空間下我們安適其中那就是家之所在。奇特的又是，某一時分我竟無能區分我所立足之處。所以我們會因為家而有所情愫、所以我們會因為家而情緒沸揚、所以我們會因為家鄉的一段旋律突然淚濕衣襟。什麼引起我們的思鄉病？Freud’s說那是一神秘的力量，一來自母體溫暖之處，一個回到生命源頭的地方。人們這般說著『愛是一思鄉病』。
其實家是什麼？
家的概念即時緊緊繫於某些認同概念：一個我們告訴自己的故事、一個別人告訴我們的故事。當一個少數族群承受外界威脅時，內部第一個反應正是：旋即繪出自己，顯示自己的範圍及外貌。有的少數信仰或價值就因而毀滅、部分則繼續於不相容的環境中努力。這樣的衝突中將會讓許多人覺得格格不入，試圖找尋回家之路、試圖找尋一點家的熟悉、試圖找回自己的根。
根是一特定的地方，家是一個地方，家是一個非固定狀態，一個處於變動的狀態。當我們的資本移動這些地方的概念就跟著資本移動，當我們的資本隨著技術與器材擴展，空間也就相對的被延展了。其實家是一個社會建構、這是一個關於權力的建構，一個與資本有所關聯的地方。
移民的遷徙
我們與自己所生長的地方有著密不分之關係，我們奠基於一空間之中如此的自然而然。對應到移民，他們必須面對語言、鄉愁、認同尋求等種種的挑戰。Lost in Translate中指出移民的三種狀態：樂園、流放、新世界。Eva於書中表述自己的成長經驗，他在移民加拿大後的語言問題、後來在一個新秩序的非地方化的空間，認同著失去傳統支撐的所處地－新世界。也正是這樣的失落、孤單空洞Eva方才意識到許多美國人為何需要精神醫師－因為認同。移民處處都有、流放能被消退，但是同時流放也可能是具創造性的。流放可以是一惱人苦事，亦可是一面貌轉型，一種資源。
流放、異客、外來者
流浪是一種痛處，不需要原因、也不需要理性。流放可能是因為貧窮、殖民、戰爭等因素，因此在形容流放狀態時有許多相對性的詞語：流放\驅逐、移送/前往、移出/移入、無所事事的流浪漢/政治迫遷的難民。
所有的移民、難民、流放者都是來自邊界：國家很少以邊界限制封閉自己；國家的邊界對於其他國家而言往往是敞開的。所有的邊界都是一交換與溝通的空間；邊界是隔離與構連的地方；邊界聯繫著穿越與跨越。
外來者的權力
以往外來者所指的是：不屬於內部的外來者；而今，外來者被定義為：這個人在其生活的所在地中並非一個具有公民身分的人。很多人在國家中並無法有合理正當的位置，這些無以為名人們被稱為外來者。這裡顯像了一非常的矛盾狀態－那些無以為家的人們試圖在這個地方建立一個家園，實際上，他們只享人的權力，他們並不享有公民權力。當然無公民權力也就不是一個完整的人。
常常有人質疑這些外來者還是對著就有的國家念念不忘，當然對於現在腳下所踩的地方也就無所助益；也有人見到外國人對於國家經濟的建樹認同其應該享有國家的治理力量。外來者其實是一種徵狀，一種精神醫學上的病徵，他顯示一種與其他人想處的徵狀。
異客與污名
所有的人工狀態都是一種天生的不對稱、二分的狀態。在這個二分法中我們可以知道第二小狀態只是第一個狀態的他者，而這個對立面的東西又是自己生產之物。這種二分是一種權力的運作練習，同時這種二分是一種偽裝。這就如同朋友及敵人的關係，他們個自站在兩端正\假、內\外。「外面的那個」指的就是「不會是裡面這個」。
異客卻不是這樣，我們無法查覺其敵、友狀態，一個無法定義的狀態。這種狀態正如同Derrida所說的延異狀態。例如：「pharmakon」是毒藥也是療程。異客他們的狀態正是如此，他們拒絕保有原有的所在地，也拒絕離開原來所在之處。這是一種未定的狀態。這是一種懸掛於兩個空間之中的狀態頑強的抵抗也固執的拒絕。
污名是一武器，一用來防禦那些不受歡迎又身分曖昧的異客們，污名的本質正在於強化未定的的差異、一種修補之外的差異、因此修正成一永久性的排它行為。因為異客們的模糊性，也就常常被建構成其他人。正因為他們無定義，也就常常被置於不歡迎狀態。這些異客與他者、外來者不同－異客並非新到來的人－異客並非初來乍到。異客們是一個流浪漢、無家狀態、也四處為家。
製造邊界
認同是一建構，一種累積社會長期決策的總和。移民標註了一個群體經驗的外在限制。他們也提供我們一個比較的視點、一不同面向角度。

Can not stop

The night before yesterday, while I was watching the life broadcasting talking show, I just could not stop crying. Since a month ago, the ex-chairman of D.D.P. decided to depose our president for his corruption, and I did think their event will not succeed. However, I went to the square to support this event even I know that will not work .
Is justice so important for us?
In stead, is corruption so important for his family?
as a educator, we should have responsibility to fight for justice.
as a citizen, I should have duty to find the right value.

There is no level to measure president's moral standard? Nevertheless, we should know why lots of poor people suicide, and the first family still get lots money from our country.

While I saw the image from the screen, I just could not stop my tears coming from my eyes.
The title of that song is "the rain of red flower "

讀後有問公民天堂1003

2005年七月六日由南洋姊妹會所發起的一請命運動，這群台灣媽媽希望我國政府能夠暫緩實施『立法院通過行政院所提「國籍部份條文修正案」』入籍考試（所謂的國籍法入籍考試），這件事曾引起各方關注，其中要求要持有我國籍婦女必須要上公民課程及通過筆考。這件事因為缺乏完善的配套措施，而引起外籍配偶、人權團體、學術界的質疑。

先將考試內容放置一邊不論，我們可以觀察到：國家機器再面對非本國籍人士「歸化」時，有其一套控制的系統；同時我們也見到這些外籍人士要擁有我國國籍時須有所謂的「公民知識水平」通過『類契約化』的約定，方才正式進入國家之中。這就如同電影中的要移民美國的人們必須要舉起右手，說著「…..致力成為一良善美國公民……….」。
公民機制是一套契約，約定以共同的利益為基礎共同生活(見John Rawls正義理論)，這是一種共同約定下的狀態，在不違背契約的精神下，我們成為可以共享同一空間的公民。我們見到蘇聯的解體、無國家的國族存在、等等國家的概念重新解構、建構，但是人民會因為國家的界線而產生各種形態的流動。
但是，網路及資本主義的流通重新開啟各種可能，也危及各種國家的認同機制。社群成為一種新興的網絡系統，重新建立我們的認知系統與模糊我們的認知疆界。

問題
同一國境內的公民，真的有必要建立起共同的認同嗎？這樣一套機制以「發誓」、「筆試」，真的可以達到化的目的嗎？
參與社群運動時將會建立新的意義，相對的，也面對令一個更大的反方向環境力量的挑戰。這樣的衝突中我們進行反抗，若反抗無效參與社群運動的人群們所認同的就消逝了嗎？那為了防止認同瓦解，我們可以解除共同作為一領域公民的契約嗎？

讀書有問「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1010 2006

關於「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

這原是一個中研院人文社會學營隊的一篇演講，最後於中研院有計畫的出版計畫中王甫昌老師將本書增添內容，讓高中生或大一新生得以了解台灣族群的脈絡發展。但，細嚼文字里肌將有助於我們理解族群想像皆是特定時代中之運動所建購而成，例如『義民』在連橫書寫【台灣通史】之前還是褒揚的辭彙，然而經過『用心』、『有心』、『特心』的狀態下，客家人成為被對立的、出賣同胞的「他者」。

事件在歷史上的確發生也無法抹去，然而『再詮釋』卻是構成認同轉向的契機。王老師確信的說明當時用來對立「外省人」的本省人族群意識並非刻意造成的(參見頁135)；然後王老師才又說「外省人」切割的省籍族群意識可能不是故意建構的。這兩個見解中，都有著論述建立認同的基本主張。

王老師強調幫當我們面對族群問題時應當注意的為「現在」、「未來」，而非著重於「過去」，的確開啟族群和解的一道契機之門，然而我們不禁欲問：「當政黨以族群作為選舉號召皆能見效時，你如何做到面對未來？」這是台灣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當族群被以出征戰袍披上時，眾人只有意識到「被壓迫的前人經驗」、「被強凌的我族先人」，如何期望未來？

(基本上王老師的書寫應該是以福老的無意傷害來美化運用族群分化國家的橋段,然後輕輕的說外省人可能.........這樣的用詞及語氣隱藏了美化某一對象的假設再其中,這就是當前的研究者)


歷史的書寫、歷史的再詮釋都影響著我們的認同，族群認同也就與歷史的『言說者』息息相關，那究竟誰可以當這言說者？是政府（壓制性國家機器）？是文史工作者（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同一族群人？同一時代人？事件承受者？事件目擊者？…………………………….還是不問過去、只問未來，什麼人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