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邏輯來說，上述的推論真的荒謬可笑。然而，這真是一個錯誤的邏輯嗎？如果是，那為何眾人都犯下這種邏輯錯誤；如果不是，那是什麼讓我們遲至今日還相信這個錯誤信息。
七月[1]，位屬亞熱帶的台灣總免不了的炎熱，試想一顆雞蛋放在午間的炙陽下，這蛋是加快的孵化？還是不知覺的熟了、還是不知覺的被蒸熟了？
一群人緩緩移動他們的腳步，由台北的邊界緩緩邁入台北舊時期的交通運輸重地：中崙[2]。人群裡頭幾個老者身影，腳步顢頇的緊追著前行者，深怕一點點的疏忽又再度被遺忘、又再度迷路於家的路。這些身影聚集的組合看來幾分不尋常，或許已經很少見到台北街頭祖孫同遊的畫面，路人不免望望這群老老幼幼。部分的人腳步不順遂的踩在八德路上，幾位坐在輪椅上的阿姨和阿伯[3]僅能憑藉那斑駁的斗笠抵擋汗水崩潰的可能。
大孩子們協助阿姨、阿公站好位置後，一下子，大大小小都默契十足的互看幾眼準備長期坐了下來。中央氣象局的報導如果沒有錯誤的話，這兩天將會在創下今夏的高溫，剛好最高溫會出現在不久後的一點半。遠遠正瞧見柏油路上的海市蜃樓，在那辨不清的實虛假象中，一群著鐵灰上衣的壯碩男子集結在路的那頭，頂著維持某種規訓正義的意識，漸漸朝向馬路端的這隅匯入。隨著孩子們吶喊的阿姨們們中斷連續呼喚，暫時喝著那幾個女孩子買來的礦泉水，長年的病痛讓這些阿姨阿伯們就像拼湊中的樂高積木，少了組不回來的幾些部分。水瓶在汗水、瓶身的水氣影響下已經一次又一次的滑落。那群鐵灰騎兵隨著夏日溫度的升高將整個小小廣場圍成一蒸籠狀樣貌。
幾個小時後，鐵騎兵高高舉起告示牌，有人一次、兩次、三次[4]的申誡或稱是一種恐嚇，那個頭頂著滿花的頭子帽下達指令準備將這群孩子和老者驅離。（他們總是有些為社會正義的難以理解之訴求，將這群無力的人群們排除在完美進步的社會之外。）騎兵的頭頭發出最後訊號，鐵騎兵開始伸展機械手臂「圍剿」這實際社會的不完美。
突然，一個身影艱困的由輪椅上奮身爬起，那微弱的身軀竟能有這樣震天的聲音「你們在幹什麼？」那個聲響凝結在37度的午後、凝結在騎兵的行動中。隨著那聲音而來的是一群阿姨、阿公的一字排開，這些騎兵突然幾分的動了他們的人心，鬆手離開了可能被震倒的這群老者及孩子們。
或許小小的聲音在不被聽見、也不被視為噪音的機制下，僅是一個可容忍的喃喃自語。阿姨、阿伯和孩子們處在這樣的高溫中也過了四十多個小時。突然，一個孩子發了狂似的跪在那石獅子前，不知是石獅子的不領情，還是夏日就該是無人性的炙熱，棚子內的一個孩子突然暈了過去。救護車快速的帶走第一個孩子後，許多孩子們紛紛壓低自己的呼吸，這時許多人的哽嚥聲硬是貫穿那小小的棚子。然而，獅子旁的溫度隨著分針一步步的前進而上升，那穿著黃衣的孩子就這樣跪著、一旁的幾個友人們已經崩潰。那眼淚和拉扯硬是要將獅子叼在口中的那黃衣孩子搶回來。孩子卻不顧一切要拿個答案，哭了，那一張張臉上掛著幾行烈日中閃亮的淚光。
沒有人能夠再忍受這樣的肉體苦痛、沒有人能夠再接受這樣的熱度下的冷漠了。L阿姨[5]，滾著她的輪椅，強迫自己把身體放了下來，那手上一隻指頭都沒有，她什麼都沒有，還是要阻止穿著黃衣服的那個孩子傻呼呼拼命和烈陽的拉扯。她是L阿姨，她用他自己的力量保護著這些沒有血親關係的孩子們。在她們居住的那個小天地，許多女性因為疾病的因素、因為某些政策，連人最基本的生育權力在40年前就都已經被剝奪了。然而，她們在這一個環境中突然又回復了母親的身份、有了母親的能力。
[1] 本故事記錄2006年7月26日至28日。樂生療養院院友前往台北市八德路國民黨黨部陳情之部分狀況。[2] 台北市中崙車站位於八德路，目前已拆除改建成商業大樓。[3] 漢生病（早期稱為痲瘋病）友在發病期間會傷及軀幹，嚴重時，醫生會採截肢作為防杜患者病情惡化。[4] 違反集會遊行法時，警方會舉牌三次再行強制驅離或逮捕之作為。[5] L阿姨化名，女子約七十歲。住進樂生療養院區近50年。
一個家庭被血統給綁在一起，建立了一個有形的家、建立了一個有形的關係、建立一個語言系統與價值。一個社會被民族給捆在一起，建立一個有形的社會、建立一個有形的家國、建立一套意識型態國家機器。建立一套陷阱，一套我們一不小心就陷入其中的結構陷阱。
對於一個未曾當過母親的女性而言，他們如何可能有機會體驗真正當母親的滋味。在此我們就必須要做一小小的提問：Dorothy Smith
端看表面，許多人可能以一句話「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就將這一個故事帶過，部分的人士可能覺得「這些阿姨們只是手腳較快」。年輕女性看到的第一個直覺反映可能是：「女性比較細心」；媽媽媽們見到的回應：「女性比較會害怕這些孩子受傷害」。所以，阿姨們如同飛蛾撲火般的撲於烈日下那黃衣孩子身上，看來亦真的是一種母性、女性的呼喚使然。
但是，我們再次重申：這些阿姨早就失去她們寶貴的生育之可能性，她們也從未真正育養過孩子，她們怎麼會有「母性的光輝」呢？
過往，這些阿姨、阿伯們被隔離開於新莊、迴龍[2]的那個小山腰上，她們雖然無法和一般人共同生活，但是她們一直沿用著外面社會的語言、文化、及生活方式。那個看似與世隔絕的小天地，還是建立出一套微型社會，一套被以往語言系統、文化系統建立而成的半隔離社會。因此，生活在這一套語言系統下的阿姨們，不斷的實踐著外在社會給予的價值、不斷的再生產這種「女性的」、「母職的」刻板形象、及行為準則。所以，當她們看到這種有損身體、這種殘害身體行為的動作，心中的那個「母親」就適時的奔竄；腦袋中的「母親」就適時被召喚而出。我們的語言系統製造出母親、媽媽、及女性；同樣的，我們的語言系統壓迫著母親、媽媽、及女性。
Dorothy Smith提出由「自身的經驗」來作為研究的關懷與視點雖然能夠開啟女性學者作從事女性研究的正當性，實際上，這一個自身經驗下的研究及書寫卻依舊還在大語言系統中無法脫身。因為以自身經驗出發還是會陷入社會語言窠臼之中；同樣的狀態，這些阿姨她們雖然處於長時間被隔離的狀態，因為她們無能脫離這一套語言系統，因此她們還是被社會建構成該具有的「母親、女性」 特質與形象。
其實，以Dorothy Smith的「自身經驗」來解釋這個案例是不恰當的。Dorothy Smith所提的「自身經驗」的研究精神似乎較適合使用於民族誌的領域。民族誌的研究光譜中，「眾聲喧嘩」已成為其學術領域的主流精神。若由宏觀女性主義看來，自Dorothy Smith的經驗出發一定能夠激盪出更多的視角及聲音。但是，若以批判社會學的角度來看Dorothy Smith的論述卻不能讓我們理解上述的故事、更遑論如何破解這樣的一個女性困境。其實我們的語言系統已經先於我們存在於社會中運行，所以我們個人的自身經驗也深受這個語言系統的限制，縱使有個人經驗也逃不開社會建構系統的管束。（但是，Dorothy Smith提供我們見到以自身經驗描繪社會現象的多種可能性。）重要的是，我們應當特別關注我們所用的語言、日常生活中的實踐，打破其慣有價值與意識型態，解構舊有語言系統中的錯誤價值，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會正義。
[1] Dorothy Smith英國旅加拿大學者，借本文試與Dorothy Smith的Stand Point Theory對話。
[2] 樂生療養院位於台北縣新莊市迴龍，該處為台北縣南端與桃園縣北端龜山鄉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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